“从初次分配到再分配，OECD（经合组织）国家也显示出社会支出越高，基尼系数也就越低，非常明显的负相关性，这也是作为一个证据，就是说我们要想改善实质性的收入差距，必须用再分配手段，到了这个时候了。”3月1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在由《财经》杂志、《财经智库》和沙特基础工业公司联合主办的“财经前沿——2023《财经智库》全球经济信心指数发布会”上如此表示。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蔡昉

谈及人口负增长时，蔡昉表示，我们的增长能力即使在人口负增长条件下，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那真正的制约因素是什么呢？增长缺口。

“当总人口负增长以后，跟需求侧的因素，甚至还达不到潜在增长能力，比如日本，长期以来的潜在增长率大概1%，但经常还达不到1%，这个1%和不到1%的实际增长率之间叫增长缺口。”蔡昉解释到。他进一步表示，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应对疫情之后，复苏经济的时候，正好短期的冲击和长期的变化接续起来，会不会将来出现增长缺口？这是又一个需要考虑的。

蔡昉认为，供给侧和需求侧要结合起来。“消费的复苏不足以支持经济增长时，需要有短期的措施，比如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直接消费刺激，比如政府拿出4万亿到真正低收入群体手中。”蔡昉表示。

“长期看，我们分好蛋糕是为了做好蛋糕，我们需求侧的因素越来越成为常态，因此，长期的制度建设就是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中国式的福利国家，当然也可以说基本公共服务的全生命、全民覆盖。”蔡昉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