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
12月11日至12日，定调明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全面总结了2023年经济工作，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系统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
会议指出，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中国经济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结构、提振信心、防范化解风险，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和12月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相同，此次会议指出，2024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
“从经济形势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是偏扩张的，减税降费和政府支出将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我国减税降费还有可以挖掘的空间，大概率将继续进行加码。”集美大学经济学教授黄书猛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因此，按照要求，明年要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突出重点，把握关键，扎实做好经济工作。
财政政策加码，货币政策稳中偏松
按照会议要求，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其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用好财政政策空间，提高资金效益和政策效果。
在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看来，财政政策方面，今年10月，中央新增万亿国债将赤字率由3%提升至3.8%左右，且资金跟着项目走，而非切块划分等或已体现出财政政策思路。预计2024年，赤字率或仍可突破3%，同时资金分配更加注重效率，或更多倾斜项目储备较多、在建项目较多的地区。
黄书猛也认为，不排除赤字率突破3.5%的可能。
“偏扩张的财政政策，一方面将会加大减税降费；另一方面，政府支出补贴也会相对增加，这涉及预算平衡，主要看明年的赤字率，我认为不排除放宽至3.5%的可能。”黄书猛表示。
按照华创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宏观分析师张瑜预测，2024年预计专项债在3.8万亿—4万亿元之间，赤字率预计3.5%左右对应国债+一般债约为4.6万亿元，叠加剩余5000亿元国债增发，政府债加总之后大致为9万亿元左右。投放节奏层面，预计类似2022年，政府债发放前置，财政发力前置。
“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严格转移支付资金监管，严肃财经纪律。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严控一般性支出。”会议要求。
此外，在货币政策方面，会议还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盘活存量、提升效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微、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或指向继续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同时，总量和结构性政策工具将适时适度发力，增强对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等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支持力度。”赵伟表示。
英大证券公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郑后成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稳中偏松”是2024年货币政策的主基调，一季度央行大概率降准或降息。
此前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始终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更加注重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要完善金融宏观调控，准确把握货币信贷供需规律和新特点，加强货币供应总量和结构双重调节”。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释放较强“宽松”信号的背景下，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偏宽松”信号符合逻辑与常理。
扩大内需仍是重点
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当前，我国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的困难，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
同时，国际方面，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或将对全球经济造成搅动。
“时隔4年，美国宏观经济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库存周期。随着美联储加息导致美国消费增速承压下行，美国失业率大概率在2024年上行。”郑后成对本报记者表示。
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同时，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
那么，扩内需后续如何发力？会议指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提振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优化消费环境。要以提高技术、能耗、排放等标准为牵引，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培育发展新动能。完善投融资机制，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建设。
“从扩大内需这个角度来说，建议明年以相应的财政政策跟进。原来有很多补贴，比如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之类的补贴，对全面振兴乡村和扩大内需来说都有明显效果。同时，乡村的主要问题是公共产品供给比较欠缺，加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比如说医疗、教育这些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也有利于我国高质量发展。”黄书猛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