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少子化是不可逆的自然法则，但如果推进太快会对社会带来较大冲击，政策引导的目标就是使它平缓变动，不要太剧烈。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聚焦人口政策。会议提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适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

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公布的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是中国人口近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人口走势的拐点悄然而至。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有哪些抓手？中国人口迈入负增长时代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变化和影响？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已经消失？

围绕这一系列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进行了专访。

人口负增长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

NBD：中国人口在2022年出现了近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未来人口变化的趋势会是怎样的？人口减少幅度会不会进一步扩大？

贺丹：当前我国人口出现负增长符合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目前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在经历人口负增长。从全球来看，这是一个总体的趋势。

2022年，我国人口较2021年减少85万人，为61年来首次人口下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我想分享的第一个观点是，人口负增长是大的趋势，是不可逆的。但我们可以通过政策的干预，让人口下降的速度变得慢一点。实际上，人口老龄化包括高龄少子化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

其次，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讲，人口负增长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人口发展新的阶段，人口结构性的矛盾更加突出，比如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空间分布、劳动力就业结构等，这也都是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第三，近年来，我们观测到，中国人口的变动规模逐步降低至100万以内，也就是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相差在正负100万人以内，我们称为步入“零增长”区间。人口波动是很正常的现象，零增长区间内也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可以确定的是，人口确实走到了一个负增长的通道，未来，负增长的趋势可能会延续下去。

NBD：有观点认为，伴随人口负增长这一拐点的到来，我国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对此您怎么看？

贺丹：人口是基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影响因素，但又不是决定性因素，长期来看真正能发挥作用还是要依靠政策、制度和环境等要素。

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人口年龄结构比较有利时，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抚养比低于50%，是收获人口红利的窗口期。

在这一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较丰富，而被扶养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从而也是最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如果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就能产生额外的红利。

但人口负增长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总体来讲，2030年前后，我国都将处于人口红利的窗口期。只不过随着抚养比的上升，人口红利的空间在逐步缩小。

面对人口红利空间缩小的趋势，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不仅仅包括人口数量，还包括人口素质、健康素质、教育素质、文化素质等。人力资源的开发是支撑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长期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资源。

除了人口红利的概念以外，大家也创造了很多新的观点，比如人力资本新红利、人才红利，还有老龄人口的二次开发产生的第二次人口红利等概念。所以，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还没有改变。

2022年，我国新出生人口滑落至1000万人以下

地方政府的生育支持政策不能只盯着二孩和三孩

NBD：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这个政策体系应当包含哪些方面？填补哪些空白？

贺丹：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主要目的是切实降低生育成本。

生育养育成本，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在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国家重大战略的转变，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以促进家庭和谐幸福为中心，这是我们国家发展理念的转变。

另一个就是发展战略的转向。过去几十年，国家重点解决的是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而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人口老龄化、高龄少子化的挑战，中国的人口政策发生了重要转向。而生育支持政策也面临整体性、系统性重塑。

我个人认为，生育支持政策首先要有核心制度的构建。

生育支持政策的范围比较广泛，与教育、经济、税收、民生保障、家庭、婚育等多方面有关。因此，我们需要构建一些与生育密切相关的核心政策，能够直接聚焦不敢生、不愿生、生了没人带等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生育保险的问题，我觉得要把它扩大为生育保障，成为解决女性就业的制度支撑。

生育保障不能靠喊口号，而是要有真金白银，要有基本的制度安排。生育保险这样的制度安排，就是为了解决女性生育期间，除了医疗费用之外，生活津贴和生育津贴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是婴儿的照顾问题。大城市的托育机构需求非常旺盛，那么农村地区怎么办？婴幼儿早期发育有差别，城市里是过度育儿，而农村则缺乏正确的育儿理念和经验，走向另一个极端。

我们需要意识到，0至3岁是一个孩子一生中大脑发育最佳时期，也是培养安全感的时期。在这方面家庭育儿的指导，我们国家要形成制度安排，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获得精心的养育。这些核心制度的安排是一个框架，还需要结合经济社会政策，制度环境和文化的营造。

除了政策体系外，治理体系也非常重要。这些制度怎么去落实，通过什么样的工作机制落实国家的相关政策，特别是价值观念的引导和文化氛围，这些都是需要补齐的短板。

NBD：您刚提到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我们注意到，一些地区针对二孩、三孩确实设立了生育津贴，但也有人觉得补贴力度还不够大。如何真正破解不敢生、不愿生的问题？

贺丹：部分地区对二孩、三孩给予生育补贴、生育津贴等当然是好现象，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家庭养育的负担，但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比如我刚刚提到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最核心的基本制度共建，短期内可能难以见效，但我们要有耐心，长期的制度构建非常重要。

面对人口结构的重大演变和调整，我们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从无到有，首先要巩固和扩大它的覆盖面。同时，要巩固和完善政策的功能。

比如托育服务刚刚起步，我们能否将其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均等地享受到高质量的养育。优质而廉价的基本服务，我认为非常重要。

另外，我想借此提一个建议，地方政府的生育支持政策不能只盯着二孩和三孩，一孩太重要了，这直接影响到青年人的养育体验，以及再生育的决策。通俗地说，养育一个孩子都不容易，为什么要生二孩、三孩呢。

医护人员在护理新生儿 图片来源：新华社发（胡攀学摄）

建议加大对0-3岁婴幼儿服务的财政投入

NBD：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您认为能否通过政策干预缓解高龄少子化？

贺丹：高龄少子化是人口和经济社会互动的一个必然规律。近年来，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高龄人口不断增加，但育龄妇女总数在减少，生育意愿也在降低。

生育决策是一个理性的过程，对个体而言，人们通常要考虑现在生育是不是合适、能不能负担得起、能不能承担养育孩子的压力。

高龄少子化是自然法则，是不可逆的。因为它与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进程相伴而生。尽管高龄少子化不可逆，但如果推进太快，经济发展、社会服务体系以及生活方式可能都会难以适应这样的变化，就会对社会带来较大冲击。

因此，政策引导的目标就是使它平缓变动，不要太剧烈，让个人和家庭对这一现象有一个适应的时间，进而使经济社会制度建设以及社会保护制度建设能有更长的“窗口期”。

NBD：从政策干预和引导层面看，如何缓解当今社会高龄少子化的问题？

贺丹：除了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我关注的另一个领域就是家庭友好型社会的创建。

中国社会目前经历的是人口转变和家庭变迁的双重变化。要应对高龄少子化的挑战，我们必须关注家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困难，政策的导向应该关注家庭，提高家庭的发展能力，支持家庭养老抚幼的功能，让家庭为个人提供更多支撑，让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理念互相融合，培育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的家庭文化，比如代际支持、性别平等、家庭责任共担等。

另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变化对教育资源配置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决策大数据实验室预测，到2035年，我国0~17岁低龄人口存量将比2020年减少1亿人，届时教育资源支出会发生很大的结构性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需要前瞻性考虑人口变动的趋势。

未来，我希望在加大对家庭和教育投入方面能够有更多的支持。特别是0~3岁婴幼儿的照顾方面，原来是空白，现在仍存在短板，财政投入还比较少。希望以后有更多的财政资源来加大这方面投入。

另外，对标发达国家，我国在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方面仍然存在差距，尤其考虑人口存量的话，这方面差距还比较大。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儿童的早期开发、儿童的照顾、儿童的学前教育等都非常重要。解决儿童照顾和教育的问题，是缓解生育压力的关键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