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3月30日讯（记者王全宝）29日，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有二十多场分论坛并行举行。
像以往一样，绿色、低碳、气候变化等议题是年会议程的标配。但今年与以往与会嘉宾关注点不同的是，要如何去弥合近些年因地缘政治、极端天气、能源短缺等众多因素干扰下碳中和道阻且长的问题。
当前，部分欧洲国家重启煤电，多国能源结构调整的困难增多。在能源结构转型进程中，未来该如何更好地把握“破”与“立”的关系？
此前，绝大多数国家均已确立了雄心勃勃的碳中和目标，但在实际推进中却面临不少挑战。那么该如何发挥好政府和企业的作用，务实推进碳中和目标的落地？
亚洲既是全球经济重要的增长引擎，也占据世界一半以上的碳排放，如何加强亚洲国家在碳中和技术产业等方面的合作，为助力碳中和作出亚洲贡献？如何更好地发挥绿色金融的作用，促进碳市场建设？
以上这些焦点问题，与会嘉宾提出了各自的想法和建议。但大家的共识是，气候变化和绿色金融转型可以让全球空前合作起来。尽管气候变化涉及政治性的问题，那么如何获得更多的全球的合作和团结就显得更加必要。
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在年会分论坛“碳中和：困局与破局”上，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坦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面临某种困境和挑战。去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大家觉得共识的程度不是太高，不像巴黎协议时气氛那么高涨。”
东盟秘书长高金洪东盟在发言中则坦诚，作为一个地区，东盟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发生很多自然灾难，比如说台风、火灾和山体滑坡都在增加。“全球温度上升可能会超过1.5度，东盟也会受到气候的影响，所以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我们正在关注循环经济和碳达峰碳中和，我们采取的具体行动，来实现东盟社区的去碳化，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高效的、可持续的、能源效率高的经济，碳中和的战略已经确立，我们将明确实现碳中和的路径，东盟将继续吸引绿色投资，并且能够创造更多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则称，我完全同意气候变化是一个最大的领域进行国际合作。因为这是一个全球共同的责任来应对这样的挑战，没有人能够避免、躲避气候变化全球升温的变暖，这个是一个大的背景。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 艾哈迈德·赛义德艾哈迈德·赛义德更是呼吁，“现在必须要开始做了，要做绿色转型和经济上的发展，要齐头并进。不仅仅是要解决短期的问题，我们要考虑长期，要可持续发展，我们不能忘记长期要达成的目标。”
在面临全球变革的过程当中，林毅夫认为，在气候变化方面，全球有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那大国家和发达国家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尤其是要提供技术和资金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因此，我们必须要达成一致的意见，而且要实现这样的目标。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 艾哈迈德·赛义德艾哈迈德·赛义德表示，有时候我们说到去碳和经济发展的时候觉得这个是零和的问题，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技术的发展，资本以及技能将会帮助我们创造清洁能源的行业，新的清洁能源的行业将是这一代人最大发展的引擎。如果哪个国家能够抓住这个历史长河的技术，知识技能、技术能够结合起来，经济发展将会非常好。因为这将会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经济发展引擎。
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名誉主席 汉斯－ 保罗·博克纳汉斯－保罗·博克纳则认为，如果不做能源转型，它会对这个世界带来多大的损害，我们能源转型的投资会带来很好的收益。比如说太阳能(000591)和风电，我们看到更多去中心化能源的生产，这个也会大量贡献到一些新兴市场以及偏远地区能源的使用。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在印度和南亚这方面还有很多的机会。
要用到价格型工具
在周小川看来，可以理解，因为去年有一些地缘政治冲突、能源危机等；因而看到许多方面的注意力在转移，一些政府、企业并不把减碳放在最高的优先级上。
“既要考虑安全、增长、公平，同时又要实现控制气温升高的目标、且把减碳行动分解到各个年度，要用到价格型工具。价格型工具并不局限于二氧化碳价格，还包括税收、补贴、碳市场配额发放等。”周小川说。
“非价格型工具包括靠企业的觉悟，靠计划，靠指导投资。但是在推行计划和指导投资时，是完全让企业赔钱去干，还是给一个激励，让它不赔钱甚至赚一点钱？价格型工具和非价格型工具并不是完全分开的，如果结合得好，能近似找到多元目标下多目标函数的最佳价格。”周小川进一步分析到。
对于金融机构在碳中和中能扮演的角色，周小川发现，很多金融机构正在采用办公室不排碳、数据中心使用绿色能源等方式减碳。“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投资组合（portfolio），包括投资、信贷、其他金融活动所支持的对象是不是向零碳前进，是不是有助于它们实现零碳的发展。”
许多市场是有金融特性的。周小川建议，未来的碳市场和碳市场所涉及的衍生品发展以及相应监管，是金融业非常擅长的领域。金融业应该帮助把碳市场建设好、运营好，同时使碳市场给出的价格信号能够帮助多个目标和多种工具之间实现最优协调。
“实行双碳目标需要‘胡萝卜’加‘大棒’，很高的碳价或碳税为‘大棒’；央行的再贷款作为‘胡萝卜’虽然是低息的，但是再贷款需要收回，风险还是由商业银行承担。”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年会“碳中和：困局与破局”分论坛上表示。
2021年11月，人民银行推出了碳减排支持工具和煤炭清洁利用支持工具，2022年是这两个工具执行的第一个完整年。
“它是一个‘胡萝卜’，再贷款虽然是低息的，但是这个贷款是要收回的，风险还是由商业银行承担。”“所以这样一个‘胡萝卜’的激励机制是适中的。”易纲分析。
易纲表示，实行碳达峰、碳中和，需要“胡萝卜”加“大棒”。很高的碳价或碳税为“大棒”，适中的碳价为“小棒”或“中棒”；人民银行的支持工具实际是激励机制上的“胡萝卜”。
人民银行的碳减排支持工具按照1.75%的利率给金融机构提供再贷款，商业银行接到再贷款后，必须对碳减排项目进行支持，该支持工具总额度为8000亿元，发放对象最初为21家全国性金融机构。
易纲介绍，“后来在外资银行的申请下，现在有7家外资银行加入了这个项目，并且有几十家地方的商业银行也获允许纳入这个项目，所以我们在这个项目的提供上，对中资、外资、民营是一视同仁的。”
在对碳减排项目进行支持的同时，商业银行要承担向社会披露这些信息的义务。易纲解释，碳排放有很强烈的外部性，排碳的人没有付出应付的价格，所以应该有一个碳价、碳税。“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排碳怎么让别人知道，这就是所谓披露的问题。”
分论坛上，易纲还透露，目前中国的绿色贷款余额已经超过22万亿元，大约相当于总体贷款余额的10%；绿色债券也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很快。“所以我们想用人民银行的激励机制、支持工具，用绿色贷款、绿色债券这样综合的、金融方面的支持工具来支持实现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
对于如何促进绿色发展，在分论坛上中信保集团的总经理盛和泰认为，金融保险在促进绿色发展方面还是有很多空间和舞台。他建议：一个是建议把绿色金融保险纳入我们国家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绿色体系。二是立法先行，要对高污染高耗能这些行业企业产生负的外部性，要划定法律的红线。三是对绿色消费价值取向的形成，正的外部性要有相应的增益性的补偿，使得这些方面疼痛得到更多的财税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