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会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主题为“经济复苏：机遇与合作”。这是“两会”后首个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旨在“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是中外政商学三届重要的对话平台。

当天，来自中国政届、学界嘉宾共同聚焦2023年全球经济展望，建言中国经济发展。与会嘉宾不仅谈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中国市场的前景，还就当前全球以及中国债务风险如何应对、扩内需战略如何推进、怎样看待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等问题分享真知卓见。

中国经济回升正如当前，春暖花开、生机盎然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在会上指出，中国经济开局良好，中国的疫情防控已经进入新阶段，经济社会恢复常态化运行，经济发展按下了快进键。

一是经济运行加快循环，人流、物流和商务出行已快速转向正常化，产业链、供应链全面恢复。

二是内生动力加快成长。国内需求明显恢复，消费由降转升，投资增速加快，服务需求加快释放。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恢复向好，将促进中国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新的均衡。

三是政策措施加快落地。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财政支出较快增长。用于支持项目投资的地方专项债券加快发行和使用，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有力。2月末广义货币（M2）增长12.9%，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进一步提升。

四是社会信心加快提振。2月份制造业PMI（采购经理指数）回升到52.6%。地方政府纷纷出台鼓励消费、扩大投资的计划，招商引资的积极性很高。

韩文秀总结称，总之，中国经济回升正如当前，春暖花开、生机盎然。全年将会呈现增长加快、物价稳定、就业充分、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良好态势。

韩文秀强调，当前最根本、最要紧的是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仅今年要这么做，而且今后也将长期坚持。

在中国投资可以“放长线、钓大鱼”

韩文秀在会上表示，中国是世界经济恢复发展的主要引擎。过去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今年的贡献率将会超过去年，为全球经济恢复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

“我们将一如既往深化国际经济合作，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完整性、稳定性、安全性。”韩文秀说。

韩文秀指出，中国是国际金融安全的避风港。多年来，中国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坚守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常态化。在支持经济发展过程中，稳住了金融体系，消除了大量风险隐患，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当前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压力，货币政策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我们将继续扩大市场准入，稳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继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韩文秀表示，中国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也期待外商树立长远眼光，深耕中国市场。在中国投资可以“放长线、钓大鱼”，中国是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坚定捍卫者。

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因债务问题而受到严重阻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会上表示，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因债务问题而受到严重阻碍。

李扬指出，债务问题是全球化的。要想解决债务问题不是一个国家所能胜任的，因此需要广泛的全球合作，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更需要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

对于中国的债务，李扬表示，中国的债务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是下阶段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他同时指出，虽然中国的负债确实在上升，但并没有到非常危险的程度。中国的负债率、债务率、偿债率都在国际安全线内，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资产规模以及占GDP（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越来越高。

在李扬看来，用资产覆盖债务是解决债务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这需要在资产管理方面做一些工作，进行一些腾挪，展开一些置换。”

“总之，在一个相对健康的资产负债表下，我们能够顺利解决好中国的债务问题。因此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会因债务问题而受到严重阻碍。”李扬说。

扩内需是经济企稳回升关键，应放松中高端商品消费限制性政策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在会上指出，在外部需求明显减弱的背景下，如果不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就有可能增大产能过剩和通缩的压力，所以扩大内需不仅是当前推动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也是中长期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途径。

王一鸣认为，中国的扩大内需战略的政策重点多以扩大投资需求为主，并形成了一整套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扩大投资的政策框架和工具，但扩大消费的手段和政策工具相对来说比较有限。随着扩大投资的空间收窄和边际效率的下降，扩大消费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需要创新扩大消费的政策工具，完善扩大消费的体制机制，释放消费需求潜力。

王一鸣称，改革开放后，中国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成长性最强的中高收入群体，他们是购房、买车、教育、医疗、休闲旅游等中高端商品和服务的消费的主力军，也是引领消费转型升级的路径之一，他们将对扩大消费起到强劲的支撑作用。

他建议，放松中高端商品消费限制性政策。比如松绑住房限购政策，支持改善型住房需求；松绑大城市汽车限购措施；增加教育、医疗中高端服务供给，满足多层次的消费需求。

此外，他还表示，我国有近3亿农民工，占到4.6亿城镇就业人员近65%，但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和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务方面还受到限制。加快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打通农民工在城镇落户的通道，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激发潜在的消费需求。

“脱钩断链”不会成功，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是应对基础

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会上表示，中国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这将是一个庞大的“引力场”。从产地销、销地产两个角度看，一些人鼓吹“脱钩断链”是不会成功的。

黄奇帆指出，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在劳动力红利之后迎来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所产生的红利，即市场红利。中国市场的规模、市场结构、工业基础叠加在一起将产生三方面的红利：

一是“规模经济”的成本摊薄效应。进入中国市场的制造业，一旦规模上去了，就能够大幅摊薄六项成本，分别是研发成本、固定资产投资成本、采购成本、人力成本、物流成本、市场开拓成本，从而形成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二是“引力场”效应。从需求的角度看，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超大规模的本国消费市场和超大规模的进口贸易量。从生产角度看，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市场分工可以更加深化。从时间角度看，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供给和需求互促共生现象将会十分显著。

三是“大海效应”。与小国经济不同，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超大规模市场可以让本国经济具有更大的内循环余地，具有更强的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黄奇帆强调，中国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这将是一个庞大的“引力场”。从产地销、销地产两个角度看，一些人鼓吹“脱钩断链”是不会成功的。

对于当前出现的产业转移现象，黄奇帆表示，最近一段时期，一些产业看上去有“孔雀东南飞”的迹象，转移到了东南亚等地区，这是多重因素的结果。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未必是坏事。应对当前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更为重要的是要把握产业链布局的主动权。

黄奇帆建议，今后二三十年，中国应该抓住类似像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家政服务的人型机器人、提供数字秘书服务功能的智能终端等符合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整机产品，使之成为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的耐用消费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