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嘉祥

文｜记者 黄嘉祥

“金融副省长”调动的节奏加快，赴任地方与重回金融系统的双向流动渐成常态化。

11月29日，甘肃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任命王兵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兵原系建设银行副行长、董秘。至此，金融系统年内已向地方输出3位副省长，有关“金融副省长”调动已达7次。

在金融系统输出新的副省长之际，亦有“金融副省长”跨省份履新。11月28日，吴伟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吴伟曾任交通银行副行长，2019年调任山西省副省长，此后晋升为山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如今重返上海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党组副书记。

2017年以来，中央密集派出金融系统专业干部到地方担任“金融副省长”（直辖市为副市长、自治区为副主席，统称为“金融副省长”），逐渐成为一种新常态。经过系列调动后，目前有18个省份（包括自治区、直辖市）配备金融副省长，有的已晋升为省级党委常委。

在中央层面的金融监管机构改革基本落定之后，2024年以来，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加速落地，多位金融副省长兼任省委金融办主任、省委金融工委书记，肩负起推进金融监管央地协同、助力建设金融强国、防风险、化解债务、促发展等诸多使命。

经过地方历练之后，不少“金融副省长”重回金融系统并被委以重任，有的赴“一行一局一会”任职，成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践行者；有的掌舵大型金融机构，今年已补位两大金融央企一把手。11月29日，云南省“金融副省长”王浩出任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党委书记。

“金融副省长”双向流动渐成常态化，各自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金融系统年内输出3位“金融副省长”

王兵是金融系统向地方输出的又一位“70后”副省长。

他出生于1972年1月，研究生学历，是中国银行体系内成长起来的干部，在中国银行任职26年，2022年12月调任建设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兼建行亚洲董事长。2024年5月，王兵兼任建设银行董事会秘书；11月，王兵相继出任甘肃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

履新后，王兵的调研与金融相关。甘肃省政府办公厅11月16日发布信息显示，王兵近日在部分中央驻甘金融管理部门和省属金融机构调研。他希望，中央驻甘金融管理部门希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高金融资源和要素配置效率，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加强行业监督管理，与地方部门共同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与王兵类似，今年相继履新“金融副省长”的李钧和王俊寿也是“70后”，分别出生于1970年和1971年，他们二人都是经济学博士。

李钧曾在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工作多年，2020年5月任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委员、执行董事、副行长。2024年1月，他调任陕西省副省长、党组成员，负责市场监管、知识产权、地方金融管理等方面工作。

与王兵和李钧来自银行系统不同的是，王俊寿是金融监管出身。王俊寿在金融系统工作了三十年，早年在地方城商行工作，后来进入监管系统，于2023年7月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2024年7月底，王俊寿出任湖南省副省长。

在金融系统持续向地方输出副省长之际，亦有“金融副省长”跨省履新。

今年11月，山西省原常务副省长吴伟调任上海，出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党组副书记。

吴伟是一名“准70后”干部，他出生于1969年8月，曾在交通银行工作多年，2017年升任交通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首席财务官，两年后转入政界，2019年7月，吴伟调任山西省政府党组成员，同年9月获任副省长。2021年11月，吴伟被提拔为山西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后又任山西省常务副省长，如今重回上海履新。

经过一系列调动后，目前有18个省份配备“金融副省长”，部分已晋升为省级党委常委。这些“金融副省长”多为“70后”，有着高学历，多数是从国有大行、金融监管或财政系统调任而来，金融从业经验丰富。此外，今年以来，金融系统也密集向地级市输出“金融副市长”。

有业内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在金融系统成长起来的干部，金融专业能力较强，他们出任金融副省长、金融副市长，可以有效协调金融资源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助力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以及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这样的人才“交流”方式经过几年实践，成效不错，因此逐渐常态化，渐成机制。

“金融副省长”肩负新使命

金融干部赴任地方与金融监管改革趋势密切相关。

2017年7月14日至15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要坚定深化金融改革。地方政府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权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要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

不久后，时任交通银行副行长王江被任命为江苏省副省长。进入2018年后，各省份开始密集迎来专职分管地方金融事务的副省长。

还有人两度出任“金融副省长”。刘桂平早年在农行工作逾20年，2014年出任中投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出任重庆市副市长。2017年，刘桂平回归金融系统，出任建行行长，后任央行副行长。2022年，刘桂平又赴任天津，出任天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民生证券曾在研报中指出，“金融副省长”通常分管财政、国资等部门，在防范和推动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方面起到关键作用。此外，有金融领域从业经验和履历的领导干部有助于深化政银企合作关系，可以充分利用此前工作中积累的金融资源和相关经验，为地方政府和城投企业引入更多金融活水，助力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在中央层面的金融监管机构改革基本落定之后，2024年以来，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加速落地，各个省份、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的金融委员会办公室、金融工委、地方金融管理局纷纷成立，三块牌子并列，央地协同金融监管新格局加快形成。多个省份的“金融副省长”兼任省委金融办主任、省委金融工委书记。

多位受访专家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过去，金融监管在央地之间需要协调时，中央侧重强调防范金融风险，而地方重发展轻监管，存在监管真空，区域性风险隐患突出。今年以来，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加快落地，“金融副省长”兼任省委金融办主任、金融工委书记，在这个关键位置上，有助于加强中央和地方监管协同，共同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风险。

今年5月，全国地方党委金融办主任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何立峰表示，当前，要统筹做好房地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等相互交织风险的严防严控，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要全面加强地方金融组织监管，协同强化中小金融机构监管。要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着力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金融自身高质量发展。

11月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近年来支持化债力度最大的举措——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6万亿元，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

中央财经大学中财－安融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执行所长温来成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些“金融副省长”对金融工作比较熟悉，特别是对国家债务政策，金融市场及相应制度比较了解，他们到任之后，对当地化债工作会起到有利的推动作用。

“当然，金融副省长也面临较大的挑战，地方化债工作整体比较复杂，能否取得实质性成果，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经营情况、负债总额和结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债务承受水平，以及可处置资产规模等因素有关，需要金融副省长利用其专业知识，结合当地实践情况来推动化解。”温来成说。

如何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央地金融监管协同，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为“金融副省长”面临的新考验，从他们的表态也可一窥其思路。

今年5月底，刘桂平赴天津金融监管局调研时强调，要强化央地金融监管协作，指导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建立地方金融组织智慧监管系统，提升监管能力。

8月12日，王俊寿赴湖南省委金融办、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调研时表示，要全面构建连环债清偿机制，为实体经济提供合理充裕的流动性，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效盘活金融资产。

10月24日，陕西省金融工作季度例会召开，李钧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精准施策，抢抓一揽子增量政策机遇，紧抓金融稳增长任务落实，狠抓企业项目融资需求保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面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要守牢安全底线，扎实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化解，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回归金融监管：改革推动者

在金融系统持续向地方输出副省长的同时，一些经过地方历练的“金融副省长”重回金融系统。

在江苏当了2年“金融副省长”后，王江回归金融机构，先后出任中行行长、建行行长、光大集团董事长等职。202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设立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同年5月，王江出任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

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不少“金融副省长”回归金融系统，成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推手。

2023年5月，李云泽出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党委书记、局长。李云泽出生于1970年，曾长期工作于银行系统，当过工商银行副行长，2018年9月调任四川省副省长，成为“金融副省长”，此后升任四川省委常委。

今年11月19日，李云泽在参加2024年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时表示，金融监管总局成立以来，坚持以改革增活力，以发展解难题，以增量盘存量，重点领域风险稳步收敛。有序推进中小金融机构的改革化险，有力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积极支持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在“一行一局一会”中，证监会一把手也当过“金融副省长”。

今年2月7日，证监会换帅，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吴清进京赴任，接棒成为证监会第十任主席。吴清曾长期在证监会系统工作，2018年1月出任上海市副市长，成为“金融副省长”；此后他出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2023年7月，吴清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后兼任市委政法委书记。

吴清上任证监会主席之际，A股跌至“冰点”时刻，沪指在2800点左右徘徊，市场信心不足。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形势，今年以来证监会紧扣强监管、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的主线，坚持强本强基、严监严管，着力稳市场、稳信心、稳预期，资本市场企稳回升。

吴清在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上表示，下一步，证监会将着力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加快形成支持科技创新的多层次市场体系和支持“长钱长投”的政策体系，抓紧健全强监管、防风险的制度机制，多举措强化投资者保护实效，不断提升市场的吸引力、竞争力和内在稳定性。

也有“金融副省长”回归央行。朱鹤新在国有大行工作二十多年，当过交通银行副行长、中国银行副行长，2016年调任四川省“金融副省长”，后来出任央行副行长，中信集团董事长。2023年11月，朱鹤新回归央行，出任央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有分析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称，“金融副省长”经过地方政府历练后，视野会更加宽广，思考问题更全面，积累了防范和化解区域风险经验，熟悉央地金融监管，回归金融系统后，有助于进一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使金融监管更加顺畅有效，引导金融资源更有效支持经济发展。

回归金融机构：“由大到强”新挑战

在“金融副省长”回归金融系统中，不少人奔赴大型金融机构担任一把手。

11月29日下午，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下称“中国信保”）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决定：王浩同志任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党委书记。

王浩出生于1971年6月，他曾长期工作于建设银行，2020年7月，王浩升任建设银行副行长。2年后，王浩出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成为“金融副省长”，如今重回金融机构，掌舵副部级险企。中国信保是我国唯一的国有政策性保险公司，于2001年12月正式挂牌运营，2012年升格为副部级。

在稍早前的10月22日，昔日“金融副省长”丁向群调任中国人保集团党委书记。11月初，中国人保选举丁向群为董事长，任职资格尚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

现年59岁的丁向群曾先后在中国银行、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国家开发银行任职，2015年出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2017年赴任广西出任“金融副省长”，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2018年又调任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直至此番履新，成为中国人保集团历史上首位女性掌舵人。

葛海蛟也是当了几年“金融副省长”后，出任中国银行一把手。他出生于1971年，曾长期在农业银行工作，2018年11月担任光大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2019年，葛海蛟赴地方任职，履新河北省副省长，2021年任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23年，葛海蛟重回金融机构任职，出任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金融副省长”重回金融机构，带领机构由大到强，这是他们面临的新挑战。

今年11月，葛海蛟在2024年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年会上表示，中国金融机构在由“大”到“强”的发展进程中，依旧面临一定挑战，与全球领先同业及最佳实践相比仍存在提升空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有待提升，二是综合化国际化经营能力有待加强，三是跨越经济周期的经营韧性有待检验。

葛海蛟认为，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中国建设强大的金融机构是艰巨之战，更是持久之战。在国内的低利率环境下，中国金融机构要找准功能定位，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差异化发展模式，平衡好功能性、盈利性的关系。摒弃单纯依赖规模扩张的增长模式，通过高水平精细化管理，增强业务拓展能力，动态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全面提升发展韧性和跨周期经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