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作为社会财富重要的参与者、创造者和受益者，也是慈善公益行为的主力军，中国过半企业捐赠来自民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民企正在公益层面积极践行ESG理念，战略性慈善渐成企业核心竞争力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新财富系统梳理了30余家顶级民企公益基金会近年来的运营状况。数据表明，2021年，4家民企基金会净资产超过10亿元，13家基金会实际慈善开支突破1亿元，捐赠开支同比有显著上升。最近5年，腾讯公益基金会实际慈善支出53.6亿元，国强公益基金会（杨惠妍家族）支出38.9亿元，河仁慈善基金会（曹德旺家族）支出25.7亿元，位居民企基金会实际慈善开支前三甲，显示以制造业、互联网平台企业为主力的基金会近年崛起。而新能源行业民企尚未形成大规模设立基金会的浪潮。
慈善公益基金的运行涉及募投管退四个环节，整体看，民企设立的基金会呈现鲜明的特征。在运行上，其注重引入商业实践。
在募资上，主要为非公开募集基金会，基金会主要捐赠收入来自企业子公司或实控人股东捐赠。
在投向上，结合自身特质赋能社会弱势群体，或是辅助攻坚基础科研，提升母校科研竞争力、提升故乡教育医疗水平，是企业家们最热衷的选择。大学教育基金会及企业所在地社区成为主要受益者。
在治理上，党建成基金会鲜明特征，9成以上民企基金会成立了党支部，基金会理事会、监事会成员超过半数为党员。多名顶级富人配偶或子女担任家族或企业基金会理事，并具有党员身份。
在对外上，民企在慈善公益方面的外部性明显，合作远大于竞争，多名顶级富人出任外部公募基金会理事，进一步担当社会责任；互联网公益平台则推动10亿计普通中国人参与到“人人公益”的社会浪潮中，有力推动了慈善文化的普及与下沉。
不过，据调查，国内民企基金会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超过6成被调查基金会的2021年捐赠开支与上年末净资产占比超过100%，公益开支极度依赖当年的募资收入，显示出一定的不可持续性；其二，投资能力显著不足，基金会普遍缺乏系统化投资理念和框架，主要投向结构性存款、7天通知存款、银行理财产品等，投资收益率基本不到3%，金融机构或有较大的作为空间；其三，股权捐赠近年蔚然成风，但股权价值波动极大，按照最初捐赠市值规划长期开支，则可能面临超预算风险等；其四，缺乏有效指导和规划，多数基金会尚未形成“公益-品牌化”管理策略。
慈善是凝聚家族文化、打造家族声誉的重要一环。未来10-20年，创富浪潮从地产、互联网向新能源、硬科技赛道迁移，超过10万亿元财富将会传承与家族二代之手，高净值群体的两大变迁浪潮对于慈善公益的理念将产生重大影响。对于中国蓬勃发展的私人银行业，如何系统服务好顶级富人的财富传承、家族治理、慈善公益等各方面需求，将成为行业分化中的重要决定因素。国内顶级私人银行亦致力于金融向善，通过“有温度的陪伴”，打造“一站式慈善平台”等，在实际解决高净值人群的慈善需求上，给出了许多创新实践案例。
本报告由新财富与平安银行(000001)私人银行联合发布
01
ESG理念风行，从企业到企业家的影响力投资
1.1?2011-2021年，中国GDP增长领跑全球
2011年，中国GDP为49万亿元，2021年，中国GDP达到114万亿元，10年时间增长130%。
同期，全球GDP增长22万亿美元，中国贡献了9万亿美元增量，成为全球经济增量的最大贡献者，在全球GDP中占比从10%提升至19%，同期美国占比仅提升3%（图1）。
1.2?中国民营企业在“世界500强”中占据28席
在中国经济总量“坐二望一”的历史进程中，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并有“5678”四大成就——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
中国顶尖民营企业也已步入全球舞台，有了争夺世界一流的实力。
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显示，资产总额超过千亿元规模的企业有88家；民营企业500强中，共有28家入围世界500强。而2012年，只有5家内地民企进入世界500强。
1.3?新财富500富人：财富从3000亿到16万亿，百亿富人高达465名
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共同富裕、物质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对民营企业家提出了更高标准和要求。
在新的时代召唤下，他们开始更多思考财富的意义和归属，而慈善公益，作为合理运用财富的一大底层支柱方向，也成为高净值人群的一大新风尚。
改革开放40余年的高速经济发展，让中国民众获得了超高速的财富积累，顶级企业家群体的财富规模也有了更直观的数字体现。2003-2022年，新财富500富人总财富从3000亿元劲增至16.5万亿元，增幅高达50余倍（图2）。
2022年，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与新冠疫情交织，中国依然实现经济的高增长与低通胀，千亿富人数量有所回落，而百亿富人数量则依然稳定增长，2019-2022年分别为239、315、439、464名。这意味着，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中，经济新动能不断涌现，从而创造了更多的创富机会（图3）。
1.4?中国12大私行拥有超过百万名客户，AUM超过北上广深GDP
除了顶级高净值人群的总量增长以及结构变化外，我们还能通过中国各大银行私人银行的客户及资产管理规模（AUM）来观察高净值人群的增长情况。
2021年，中国12大私人银行客户总数超118万户，较2020年增长了25%。截至2021年末，12大私人银行的私行客户AUM总额超17万亿元，比北上广深当年GDP之和（约为14.2万亿）还高，与2020年相比增长了18%。除了四大行，招商银行(600036)、平安银行私人银行各自以3.4万亿、1.4万亿元AUM领跑股份制银行（表1）。
1.5?全国共有4457万户民企，占比9成，A股民企占比6成
过去10年，中国民营企业数量从1085.7万户增长到4457.5万户，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由79.4%提高到92.1%；而在具有财富放大效应的A股，截至2022年6月，上市民企达到2933家，占整个市场总数的比例近61%，比10年前提升了15个百分点（表2）。
1.6?民企成社会慈善捐赠绝对主力
时代与国运成就了大批知名民企与企业家，他们作为社会财富的重要创造者和受益者，也正是参与慈善公益活动的主力。
《2020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我国内地接受款物捐赠共计2086亿元，企业捐赠为1218亿元，首次超千亿元。其中，民营企业的贡献占比51.79%，达631亿元，比2019年增长逾3成。一直以来，民营企业捐赠始终稳定在企业捐赠总额的一半以上，是我国慈善捐赠的绝对主力（图4）。
1.7?造富动能变迁催生慈善公益新范式
由于中国经济正经历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再叠加财富传承的影响，导致中国慈善行业捐赠的主力，高净值人群结构也正在经历重大变革。
新能源与硬科技赛道动能澎湃
一是创富赛道的人群迁移。此前，地产、制造业、互联网等传统创富赛道的企业家是各大慈善活动的主流人群。而新生代企业家则多来自新能源、硬科技等赛道。如2022新财富500富人中，超过1/10人士与宁德时代(300750)有关，或为其创始人，或为其外部股东，或为其上下游厂商，或为其友商。“宁王”取代BAT，成为最大造富推手。
新能源赛道的企业家财富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对慈善公益事业的兴趣也日趋浓厚，但据新财富观察，这一赛道企业尚未如互联网、制造企业那般批量设立公益基金会，而主要以突发性捐赠事件为主，例如曾毓群捐赠2000万股宁德时代股票给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河南水灾，宁德时代捐赠2500万元，比亚迪(002594)捐赠2000万元，晶澳科技捐赠1000万元，阳光电源(300274)捐赠300万元等，主要是通过企业捐赠给当地慈善总会。
盈利能力相对薄弱的硬科技企业，估值虽然较高，带动相关创始人身家高涨，但却只是纸面财富，企业账上经营净现金流有限，甚至还在投入亏损期，这些也压制了他们在慈善公益活动中的表现。
综合来看，地产企业家的身家缩水，新能源和硬科技企业的慈善公益模式尚未形成长期可观察样本，参与社会公益的民企中坚力量主要还是来自制造业和互联网行业。这对将来的公益募资规模和投向都带来了影响。
不同赛道的企业关注慈善公益的兴趣点会有所区隔。例如，互联网、硬科技赛道企业对科技强国有更深的体会，也就更加关注科研基金等公益项目，例如生命科学领域是不少互联网、科技类新贵的最爱，陈天桥、黄峥退隐江湖后都纷纷投身生命科学领域；而新能源赛道企业更加关注ESG中的E（环境）这一议题，如隆基绿能、天合光能、比亚迪等均承诺2030零碳目标，它们及其创始人也就更乐于参与环境方向的慈善公益活动。
二代上位，未来10-20年10万亿元财富面临传承
第二大变化是老一辈企业家与二代之间的交接班，2022新财富500富人中，50岁以上民营企业家高达404位，占比超过8成，比两年前提升5个百分点；而他们掌握的财富高达13.5万亿元，在总财富中占比亦超过8成。
60岁以上的企业家占30.2%，70岁以上的占10.4%，均较两年前有较大提升（图5）。这意味着，未来10-20年，财富传承压力将持续加剧，中国内地将有超过10万亿元的财富或会传承与家族二代。
中国创一代多半草莽出身，成名于江湖，混迹于人潮；而二代通常在国内外接受优质高等教育，他们的视野、行为与价值取舍，和创一代之间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对于财富的意义和如何进行慈善公益，也通常有自己的理解和行事方式。
2022年，安踏家族第三代长孙丁思榕成婚之日，年轻夫妻在婚礼现场宣布捐出1亿元做慈善，是新时代新人类的一个行动缩影。
无论是造富行业的迁移，还是掌管财富的团队年龄层次变化，均意味着，中国民企慈善领域里，募资结构、使用用途将会随之发生较大的结构性改变。
平安私人银行的调查显示，高净值客户的捐赠行为具有更强的组织性和持续性，并更多使用了慈善基金会、慈善信托、专项基金等结构明确、捐赠行为可追溯的捐赠工具。
1.8 法律、政策引导与企业家公益意识觉醒：慈善法修法工作提上日程
法律层面的推进是另一重要制度变量。法律法规的推进，让民企慈善公益行为进一步机构化、规范化、长期化。
2016年，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的《慈善法》于3月15日公布，9月1日正式实施。此后，中国开始依法扶危济困，开启了公益慈善新时代。
大批企业所设立的公益基金会在此后被认定为慈善组织，获得相关税收优惠。
及至“十四五”规划中，“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被列为2035年远景目标之一，并将“发挥慈善等第三次分配作用”列为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手段。
同时，慈善事业法治化进程加快推进。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开展慈善法执法检查，并发布慈善法修法工作时间表和路线图。2021年两会结束后，《慈善法》修法工作正式提上日程。2022年全国两会，将修改《慈善法》列入预安排审议40件法律案之一，意味着《慈善法》的相关修订稿将进入审议流程。
2022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提交的涉及公益慈善的建议超过30份，远高于往年。慈善信托的税收减免、互联网公益、慈善组织认定与信息披露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的议题，成为关注焦点。
法律法规的修订，让慈善公益行为的底层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中国民营企业家在响应“共同富裕”理念的同时，公益意识在集体觉醒，注重与商业实践结合的创新举措，从单纯的扶贫济困到全方位贯彻ESG理念，在公益基金会等直接投入上也大幅提升。
02
从慈善到公益：ESG框架下的公益新范式
2.1?慈善大扩容：科教文卫体及生态环境保护均纳入“大慈善”范畴
跟随中国国情的变化，企业家群体做公益的眼界和视野也在拓宽，从过去的纯粹慈善到践行ESG，关注环境、社会（教育、科研和文化），参与社会治理。
本次《慈善法》修法，人大草案中也采纳了社会建议，最终将慈善的定义扩大为“大慈善”，即慈善活动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捐赠财产或者提供服务等方式，自愿开展的下列公益活动：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优抚；救助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符合本法规定的其他公益活动。
2.2?地产企业热衷扶贫：排名前五房企投入300亿元扶贫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古至今，扶贫和教育都是中国慈善事业的重点领域。大灾之年士绅供应粥铺，宗族公田资助贫寒子弟读书，古已有之。
到了现代，扶贫和教育依然是重点。
在2021年中国实现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之前，扶贫是地产企业投入最多的一个方向。我们粗略统计了按2021年销售额排名靠前的5家内地民营房企的扶贫投入，这5家民营房企合计投入约300亿元，助力超过150万户贫困户脱贫（表3）。
2.3?教育永远是中国慈善第一热点议题
时代在变化，产业的造富动能在变迁，慈善的内涵也在变化，企业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在变化。但教育一以贯之，占据了重要地位。没有什么，比教育更能改变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和一个国家的命运了。
上世纪80、90年代，邵氏影业创始人邵逸夫在内地学校兴建大批“逸夫楼”，遍布全国，成为千万学子的青春回忆。今天，不少内地企业家都会给母校积极捐赠，各大学教育基金会成为主要受益者，如国强公益基金会2021年捐赠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4.65亿元，并以“国强”“惠妍”等命名专项基金，这里面的渊源或是杨惠妍丈夫陈翀恰好毕业于清华大学。
根据艾瑞深校友会的统计，2021年，获得校友捐赠总额最高的内地高校TOP10，合计获得校友捐赠230亿元，前三名分别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武汉大学，分别获得校友捐赠47、42、30亿元（表4）。
2.4?“E”方向公益项目热度快速上升
如果说教育归属于ESG的“S”领域，那么近年来，中国民企在慈善方向上，对于“E”的关注热度也在极速上升。公益环境项目的难点在于它常常不是直接作用于单个个体，而是一个更具公共性的议题，引导公众参与生态搭建尤为可贵。
而商业实践与慈善公益结合在一起，显现出更强威力。
较为典型的项目，一是蚂蚁森林的创立，二是阿拉善SEE联盟，三是隆基绿能在全球推动“光伏治荒”新模式。
蚂蚁森林，栽下超过3亿棵树
2016年8月，蚂蚁森林项目正式推出，这是结合“碳账户”设计的一款公益行动。用户通过步行、地铁出行、在线缴纳水电煤气费等行为来节省碳排放，并被换算为虚拟的绿色能量，在支付宝里养一棵虚拟的树。这棵树长大后，公益组织、环保企业等蚂蚁生态合作者，会“买走”用户的“树”，在现实中种下一棵实体的树。截至2022年8月，蚂蚁森林见证了超过6.5亿人的低碳生活，累计减少碳排放2000多万吨，并种下了3.26亿棵树，种植面积超过397万亩。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带动8亿人提升环保意识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于2004年，由近百名企业家共同发起设立，以保护生态为目标。该协会在全国各地的项目中心，都是由各地企业家组成的。企业家思维就是重视成果，一定要有实实在的行动和成果。该协会发起成立的SEE基金会，于2014年升级为公募基金，由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许小年分别担任第一届、第二届理事长。
SEE基金会聚焦荒漠化防治、气候变化与商业可持续、生态保护与自然教育、海洋保护四个领域，目前已启动“一亿棵梭梭”“地下水保护”“任鸟飞”“三江源保护”等多个品牌项目，直接或间接支持了超900家中国民间环保公益机构或个人的工作，累计影响和带动近8亿人次公众成为环保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环保+扶贫，隆基绿能推动低碳高质量发展
环境保护最终依靠的还是技术强力突破。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在全球居于前列，基于这种产业链优势，隆基绿能将环境保护和生态扶贫巧妙糅合在一起：在中国青海，隆基的“农牧光互补”模式开辟了当地畜牧业发展新模式；在中国宁夏，隆基将6670顷沙漠变为“农光共享”的生态枸杞园；在陕西铜川，隆基首创的“光伏+农业+旅游+扶贫”四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入选第二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优秀实践（UN SDG Good Practices）。截至2021年末，隆基为全球超过30个贫困社区提供光伏组件及光伏电站项目支持。
高科技助力，吉利护卫海洋环保
来了更高效率。2021 年，吉利发起“蓝星卫士”全球海洋公益行动，利用航天科技(000901)赋能海洋生态保护。其承诺每年完成至少150次海面垃圾定期巡护和不少于400次的海滩环境巡护，目前已经清理出超过2.5吨海洋垃圾。2022年6月，吉利自主研发设计制造的九颗卫星顺利进入轨道，接下来，其将利用AI遥感技术，完成海洋环境监测等工作。
整体来看，中国环保组织以民办非企业、社会团体等注册成立的数量不少，但是，关注环境议题的基金却相对很少，而基金会的一个核心点是财富的智慧，即有资金的使用或者资助的优势，这是其他形态组织没有办法去比拟的。低碳社会，新能源赛道创富浪潮涌起，今后这一议题想必会吸引更多顶级富人家族或相关企业的关注。
2.5?从公益走向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慈善公益步入“G”时代
ESG中的G，指治理。对于富人来说，从社区公益走向探索社区治理，以及在感兴趣的行业以建言的方式参与社会治理，也已在行进中。
社区基金会介入社会末端毛细血管，因地制宜服务社区
2017年，“社区基金会”首次被写进中央文件，社会组织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成为了重要社会力量。
同一年，美的集团(000333)创始人何享健捐资5亿元设立了目前国内单笔现金最大的双受托人慈善信托，即“顺德社区慈善信托”，执行人为德胜基金会，开启了顺德企业家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探索。5年来，该基金会累计资助项目717个，资助总额超过1.08亿元，服务覆盖顺德社区201个，覆盖率达98%，资助资金规模在全国社区基金会中排第一。从该社区慈善信托的具体实践看，一方面可以依靠各社区、街道、村庄的力量撬动更多社会资源，成立专项基金；另一方面，将解决社区实际痛点难点作为社区基金会的行动宗旨，如改造幼儿园、设立养老看护点等公益慈善项目。
目前，中国社区基金会已经超过200家，主要分布在上海、广东、北京、四川成都等地。早在2014年就着手布局的上海市，目前已有86家社区基金会，实现了15个区全覆盖。
积极建言献策社会，躬身参与提升底层公益基础设施
参与相关议题的社会治理进程，如何更好开展公益活动，也在企业家的关注范围。
如2022年两会期间，针对《慈善法》修法，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就提出建议，适度放宽企业基金会注册门槛及业务范围限定，帮助企业提升从事公益事业的专业化水准；制订三至五年服务改革方案，强化对企业参与公益事业的专业指引与服务；探索新型捐赠方式鼓励企业积极开展公益创新等，以促进民营企业深入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而在《湿地保护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向公众征集意见时，对环保议题关注较多的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SEE基金会会联合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提交了环境类主题的提案和议案等。
创业就业和社区发展跃居新成立基金会关注领域TOP5
更为宏观的社会议题如就业、创新和社区发展，同样被基金会所广泛关注。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的统计，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国内地共有8549家基金会披露了关注领域情况，54%基金会关注教育，32%基金会关注扶贫助困，教育和扶贫依然是基金会目前最为关注的两个领域（图6）。
有意思的是，在2020年新注册的基金会中，创业就业和社区发展方向分别跃居关注领域第4、5位（图7）。这从侧面凸显了企业公益深度关切行业生态与社区治理，毕竟，这与自身的发展土壤息息相关。
03
实践与创新：顶级民企家族基金会生态全貌
家族传承，传承的重点不仅是财富，更是价值观。一个家族通过慈善建立的品牌和声誉，可穿越百年尘世而不朽，海外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在这方面已树立了足够多的榜样。在中国，慈善公益也正在日益成为富有家族文化的一个底层支柱。
平安银行私行进行的调查显示，其超过4成的使用家族办公室服务的客户，希望能够通过慈善活动形成家族传承的慈善文化并通过捐赠、设立慈善基金、慈善信托等方式参与公益（图8）。
企业较为常见的慈善方法，是对特定事件进行捐赠，通常支付对象为母校的教育基金会、特定省份城市的红十字会或慈善总会，或在官方背景的公募基金会中设立专项基金。
但近年来，慈善基金会、慈善信托等成为了中国高净值人群的选择。这有利于他们使用更为多元化的财产捐赠形式，获取更贴合基层需求的项目，以及制定流程更为可控、更为严谨的慈善支出方案。
在中国，相关社会公益组织中，公益基金会的信批监管最为严格，数据更为透明，因此，本次报告中，我们将民营企业家或民企设立的公益基金会作为研究重点，从募资、投向、管理、效果、问题等方向分析其公益行为，以全面勾勒出民企慈善公益生态。
从设立数量来看，基金会在社会组织中虽占比较低，但发展势头迅猛，捐赠开支大幅上升，发挥的影响力也更胜一筹。不过，在此次盘点中，我们也发现了诸多问题，例如慈善组织认定和退出机制较难；慈善基金会的投资方式有限、收益率较低；公益慈善开支主要依赖于年度新增的捐赠收入等各种现象。
3.1?全国共有8877家公益基金会，其中6688家为非公募基金会
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社会组织总量为89.44万个，较2019年增长3.21%，其中，社会团体37.5万个，社会服务机构51.1万个，基金会8385个，分别较2019年增长0.81%、4.93%和10.62%。民政部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社会组织总量为90.2万个，社会组织捐赠收入达到了近1200亿元，较2017年提升了460亿元（图9）。
其中基金会达到8877家，占比约1%，而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达到了6688家，较2017年增加了超过2000家（图10）。
3.2?新财富500富人中，不少于50家设立了家族或企业公益基金会
据新财富不完全统计，2022新财富500富人家族中，设立慈善基金会且可以搜索到公开信息的不下于50家。
我们在官方指定信批平台慈善中国上，以公司名或企业家名字为关键词搜索，找出了如下顶级民企控制人家族自身或通过企业发起设立的慈善基金会。其中，超过一半的慈善基金会成立于2016年之后（表5）。
从基金的初始注册资本来看，浙江马云公益基金会、恒瑞公益基金会的原始注册金额高达1亿元。1000万元至5000万元原始金额的占比46%，与200-800万元的占比相当。
有意思的是，不少慈善基金会虽成立于2017年之前，却是在2017、2018年之后才被登记或认定为慈善组织。如腾讯公益基金会2007年即已成立，却是在2017年被登记认定为慈善组织。2017年被认定为慈善组织的还包括顺丰、国强、马云、用友慈善基金会。
据新财富统计，这批慈善基金会中，超过9成以上被认定为慈善组织，并获得了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以及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我们通过这些顶级民企慈善基金会的年度工作报告，也获取了更多有意思的信息。
3.3 TOP5民企慈善基金会净资产达到103亿元
30家民企慈善基金会2020年末净资产合计105亿元，2021年末净资产高达122亿元，同比增长16%。
其中，2021年末净资产达到10亿元以上的分别是河仁慈善基金会（41亿元）、腾讯公益基金会（19亿元）、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18亿元）、浙江马云公益基金会（14亿元）、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会（10亿元）。
TOP5的家族慈善基金会净资产合计达到了103亿元，在30家基金会整体净资产中占比高达85%。
值得一提的是河仁慈善基金会，其净资产规模目前遥遥领先。2011年，曹德旺及陈凤英夫妇宣布捐出3亿股福耀玻璃(600660)股票，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这也开创了国内顶级家族“股权第一捐”的先例。
有意思的是，直到今天，河仁基金会仍未取得慈善组织认定，但它选择按一般慈善组织年报格式来发布年度工作报告。
在设立后不久，河仁慈善基金会减持1000万股福耀玻璃股票作为启动资金，此后8年时间均一直未有减持，保持2.9亿股持股。此间，由于福耀玻璃一直维持良好的分红，河仁基金会得以在不减持的情况下，使用分红所得进行慈善活动，年均开支2亿元。直到2020、2021年以来，河仁基金会分别减持0.69亿股、0.32亿股，减持了基金会所持股权的约1/3，以用于大额捐赠，其在2020年实际捐赠支出高达15.87亿元、2021年捐赠支出3.48亿元。
2020年之后，河仁基金会突然改变常规路线，不惜减持资产以支持大额捐赠的现象，并非个例。
3.4?2021国内顶级民企基金会捐赠基础信息一览表
数据里藏着所有真实的秘密。捐多少，怎么捐，捐给谁，怎么设立理事会成员，工作人员如何开支，在一张张年报里一览无余。
由于信息所限，我们需要指出的是，部分民营企业家设立了相应公益基金会，但因属地原因，未有披露，因此不在此表中。
较为知名的如拼多多黄峥设立的繁星基金会，或因不在内地，无法溯源；还有一类登记在当地民政局，基金会自身未成立官网，也缺乏有效财务数据。仅以深圳市而言，宝能集团（姚振华）设立的深圳市宝能慈善基金会，迈瑞集团创始人徐航设立的深圳市鹏瑞公益基金会、星河集团（黄楚龙）设立的深圳慈善慈盼基金会，大疆创新（汪韬）设立的深圳市大疆公益基金会等都可以在深圳民政局查询到，但无财务数据，因此未收录到此表中。
还有部分知名企业家相关的公益基金会如浙江省娃哈哈慈善基金会、浙江馥莉慈善基金会、广西李宁公益基金会等信息只更新到2018年，也未收录。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找到了约30家由顶级民企或企业家设立的、信息公开透明的慈善基金会，他们背后站着曹德旺、腾讯、阿里、碧桂园、美的等（表6）。
3.5?大手笔！6成民企基金会2021捐赠支出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2021年，这31家慈善基金会中，捐赠支出超过上年末净资产（即占比大于100%）的基金会高达19家，占比超6成。有高达10家基金会捐赠支出/上年末净资产比例达到3倍，更有4家基金会超过了10倍以上（图11）。
最典型的如天津融创公益基金会，2020年末净资产270万元，2021年却对外捐赠支出7146万元，占比高达26倍。
又如北京京东公益基金会，2020年末净资产570万元，2021年对外捐赠支出高达1.24亿元，占比近22倍。
此外，由宁夏首富党彦宝发起的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最近连续两年年末净资产均为负数，可2021年依然豪捐3.3亿元。
一般而言，在海外成熟市场，慈善基金会的捐赠支出与上年末的净资产占比约为5-10%，即如果能够取得适当的投资收益，基金会可以在净资产保持不变、没有新增外来捐赠收入的情况下，依然保持永续经营。
但在过去一年，我们感受到的是“超额捐赠”的热潮。
3.6?13家基金会2021年实际慈善支出超过1亿元
从实际捐赠支出来看，过去一年，这31家慈善基金会合计总开支60亿元，其中用于慈善活动的业务支出达到了58.89亿元。这其中，腾讯公益基金会慈善开支高达15.5亿元，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慈善开支高达11亿元，双双支出超过10亿元。合计高达13家基金会实际用于慈善的开支超过了1亿元，其中8家为互联网企业背景（图12）。
3.7?2020年以来，头部民企基金会实际支出提升约130%
我们继续对13只实际慈善支出超过1亿元的公益基金会最近5年来的开支进行了跟踪统计，发现以2020年为分水岭，民企慈善基金会的支出较疫情之前有约130%以上的增长，而最近5年时间它们合计捐赠开支达到了203亿元。
最近5年，腾讯公益基金会实际慈善投入达到53.6亿元，国强公益基金会（杨惠妍家族）支出38.9亿元，河仁慈善基金会支出25.7亿元，位居实际慈善开支前三甲。。此外，阿里巴巴基金会、美的创始人何享健家族创办的和的基金会、马云基金会实际慈善支出也分别达到了22、15、14亿元（表7）。2017-2019年间，这13家基金会合计慈善开支分别为20 亿、24 亿、24 亿元，而2020 年则高达77 亿元，2021年虽有所回落，也有57亿元。那么，这是否会成为常态呢？
有意思的是，这些高额的慈善开支主要依靠基金会当年获得的捐赠收入，而非上年期末净资产。若以净资产口径观察，腾讯基金会2020年末净资产19亿元，却在2021年捐出了15.5亿元，主要是因为2021年获得了15.1亿元的捐赠收入。
国强基金会2020年末净资产16亿元，却在2021年捐出了11亿元，也是因为当年获得了12亿元捐赠收入。
3.8?捐赠收入TOP10民企公益基金会，过去5年累计获得190亿元收入
我们继续盘点2021年获得捐赠收入前十名的基金会情况。这10家基金会过去5年累计获得高达190亿元的捐赠收入，如腾讯基金会过去5年获得捐赠收入60亿元，国强基金会获得捐赠收入54亿元。此外，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和的基金会获得的捐赠收入也分别高达23.6亿、21.2亿元（表8）。
那么，这些基金会主要的捐赠收入来自哪儿呢？
目前，这些基金会均为非公募基金会，因此，所获得捐赠收入主要来自两类渠道，其一，企业内部子公司或分公司，这在2020年新冠疫情突袭时尤为明显；其二，企业家自掏腰包，私人捐赠。
如与马云关联的三只基金会中，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蚂蚁公益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主要源自旗下子公司的捐赠，而马云公益基金会则来自马云直接的捐赠。
翻阅腾讯公益基金会的资料，历年也是腾讯各主要子公司如腾讯深圳、腾讯上海、腾讯成都等向其提供捐赠。
私人捐赠，则以捐出自身所持上市公司股权，为常见模式。新财富500富人中，超过80%拥有上市公司，他们的主要财富体现为上市公司股权。
有些人选择直接捐赠给外部基金会，如宁德时代曾毓群捐赠2000万股宁德时代股票给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爱尔眼科(300015)实控人陈邦向湖南省湘江公益基金会捐赠2000万股爱尔眼科股票；牧原股份(002714)实控人秦英林向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捐赠市值8亿元的牧原股份股票等。
若企业或家族设立了基金会，则股东捐赠股权给自身基金会，由基金会统一安排对外捐赠的模式更为流行。如河仁慈善基金会所有财产，由曹德旺夫妇一次性捐出，此后该基金会虽然捐赠收入常年为0，但在疫情前却维持着每年约2亿元的慈善开支，2020年则通过股权减持，筹措善款，支出了足足15亿元。
此外，部分企业家宣布捐出的财富为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放置在境外设立的基金会中，再由境外基金会捐赠给境内基金会，不过，这两者净资产规模通常有较大差异，例如雷军。
2021年7月，小米集团宣布，雷军将总计约6.16亿B类小米股份，捐赠给了雷军基金会（Lei Jun Foundation Limited）、小米基金会（Xiaomi Foundation Limited），两家基金会各自获得3.08亿股份，这笔款项将用于公益项目。这两家基金会均设置在香港，按香港税务条例相关条款属于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或慈善信托。此时，小米股价位于25港元以上，雷军此次捐赠额度超过150亿港元。
2021年底，小米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林斌将6000万股小米股票捐赠至Xiaomi Foundation Limited，当时价值约10亿港元。
而在内地，小米集团同样发起设立了北京小米公益基金会，以作为内地实际慈善事务统筹及支出平台。2021年，Xiaomi Foundation Limited向北京小米基金会捐赠了7000万元现金，占当年该基金会总捐赠收入的7成。随着北京小米基金会推出多项高校奖学金等10年期计划，预计香港的Xiaomi Foundation Limited还将持续向其供血。
2020年，黄峥和团队宣布捐出价值千亿的股份，并设立“繁星基金会”，但或许由于其设立在境外，此次我们无法在慈善中国中找到该基金会的具体资产及支出等财务消息。
不过，近期，中概股、港股及A股市场大幅调整，此前高净值家族所捐股权或面临大幅缩水，若以捐赠时面值规划了长期的慈善开支，或将面临超支风险。
3.9?党建引领：过半理事及监事为党员
我们继续来探讨基金会的理事人员、全职员工、监事的人员规模、背景构成及其政治身份。翻阅各大基金会工作年报，党建工作已基本实现“全覆盖”，党的建设及社会主义价值观写进基金会章程，基金会内设党支部，几乎成为标配，成为基金会治理的新路径。如蚂蚁基金会成立之初就组建了联合党支部，并于2021年8月成立独立党支部，现有员工党员占比38%，理事会党员占比43%。
基金会理事会相当于基金会的权力机构，讨论决定基金会相关运作事项，例如捐赠方向及金额、投资理财方向、选举理事等重要议题，均需理事会审核投票表决。
据新财富统计，27家基金会的理事会共有226人，即平均每家基金会的理事会规模在8人左右，一些净资产规模较高的基金会也配置了更多的理事，如腾讯基金会有15名理事，泰康溢彩、爱尔、阿里巴巴、北京小米基金会则各自拥有13、13、12、12名理事。
这226名理事中，至少112人为中共党员（少数未披露政治身份），占据半壁江山。在波司登、沙钢、隆基、中公公益基金会里，理事会全部成员均为党员。
27家基金会拥有218名全职员工，91名为党员，占比超过4成；拥有41位监事，其中22位为党员，占比过半。超过2/3基金会成立了党组织，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活动，规范组织建设、强化党建引领，深化党建公益实践等。
3.10?多名企业家及其家族成员现身基金会理事会
每年开支上亿元甚至10多亿元，对企业来说可谓大项目了，基金会理事会多半复制了企业本身的权力架构。如腾讯基金会的理事中包括了马化腾、刘炽平等腾讯话事者，小米基金会理事会包含了雷军、刘德等多位小米创业元老（表9）。
而有些基金会则出现了实控人家族成员身影。如美团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为王兴妻子郭万怀，国强公益基金会的理事长为杨惠妍丈夫陈翀；梁稳根之子梁在中担任三一基金会理事，高德康长子高晓东担任波司登基金会副理事长，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均为中共党员。陈翀这位25年党龄的老党员，同时也是该基金会党支部书记。
在婚礼现场豪捐1亿元的安踏丁世家长子丁思榕，担任和敏医疗基金会副理事长，为中共预备党员。
当年，何享健退休时，企业接班人没有选择儿子何剑锋，而是职业经理人方洪波，成为中国家族企业“传贤不传子”的交班范例。但在公益上，何享健家族却实现了真正的传承，何剑锋及其相对低调的姐妹们何倩嫦、何倩兴，分别担任和的慈善基金会的理事长和理事职务。
更有意思的是，何剑锋虽未接班企业，却担任美的集团董事；而在由何享健家族私人财富捐赠成立的和的基金会中，方洪波也同样担任理事。事业与公益的双传承，在何享健苦心孤诣的安排中显露无疑。
3.11?捐给谁？各类创新公益融入商业智慧
从各家基金会2021年的实际开支来看，特定灾难事件、科研教育、关联方是最为明显的投入方向。
特定灾难事件驱动为一个明显因素。如2021年河南、山西等地洪灾，本报告统计的民企基金会中，超过7成有直接捐赠行为，腾讯、马云、美团、小米、蚂蚁、阿里巴巴、百度、波司登、沙钢等公益基金会悉数资助。
科研教育则是另一个投放重点。这里也细分为几个方向。
西湖大学VS.福耀科技大学：民间公益支持新型研究型大学
一类是自设学校，如2018年，由马化腾、龚虹嘉、王健林、张磊、邓锋、陈一丹、吴亚军等近百位知名企业家和投资人出资创建西湖大学，这是中国第一所由社会力量创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
而主要由曹德旺河仁基金会捐赠建立的福耀科技大学预计耗资100亿元，定位于建成新型应用研究型高水平大学。
此外，腾讯基金会长期赞助明德实验学校，比亚迪基金会长期赞助亚迪实验学校等。
母校教育基金会成大赢家
一类是与母校相关，如2021年，京东基金会给宿迁中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合计捐赠8000余万元，占当年1.2亿元慈善开支的6成以上。泰康溢彩基金会2021年2.8亿元开支中，有2亿元捐给了陈东升的母校武汉大学（表10）。
燕宝基金会：持续赞助全宁夏考上本科的高中生
还有一类是地区或高校内普惠性投放。最典型的如党彦宝夫妇发起设立的燕宝基金会，对宁夏全区范围内考入全国600多所全日制高等院校的本科生实施全覆盖奖励，每人每年4000元，直至完成学业。此外，全区范围内新增10000名高职生，3500名高中生进行奖励，每年奖励2000元，连续3年。
据查，宁夏2022年6.5万人参加高考，其中考上本科的3.6万人，即大概一半以上的高考考生，可以拿到燕宝基金会的奖学金。仅这一项，2021年燕宝基金会支出了2.7亿元。
各类百万科技大奖助力攻关基础科研
最后一类则是各类科技大奖的设置。卡脖子的硬核科技攻关，成为中国社会上下一心的目标。如马化腾、饶毅等发起设立的科学探索奖，阿里巴巴达摩院发起的青橙奖，都是为了激励中青年科学家，促进基础科学的发展（表11）。假以时日，这些大奖会否成为具有国际知名影响力如诺贝尔奖这样的奖项呢？
除了特定灾难事件驱动、科研教育之外，与企业直接相关的关联方，也是民企公益基金会的重点支出方向之一。
如美团给骑手子女设立大病医疗救助，2021年支出890万元。
在企业所在地进行慈善支出，也是行之有效建立企业品牌形象的方式。如2021年，大多数地产商未再更新基金会年报了，而账面净资产仅180万元的融创基金会，在这一年捐出了超7000万元。除了河南洪灾捐赠2000万元，其他重大公益支出集中在西南区域（昆明、重庆），其中3000万元捐给昆明理工大学，1928万元捐赠给重庆中益乡乡村项目。
融创西南片区此前业绩几乎占据集团总销售额的“半壁江山”。但由于沉淀了大量的文旅项目及持有资产，融创西南近年承受非常大的资金链压力，并在市场上努力寻求接盘方。
“公益-品牌”化系列活动成投入重心
慈善最初是纯粹的利他行为，但捐赠真金白银，是否伤害股东的利益？在这种思考中，战略性慈善捐赠的理念应运而生。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指出，具有战略决策的慈善捐赠能够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改善市场竞争环境。在西方社会理念中，企业主动承担相应社会责任，将获得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收益。
将公益活动品牌化，将公益基金会形象与特定标签强化输出给大众，有助于增强这种效果。在这方面，马云麾下的几只基金会表现突出。马云的微博头衔是乡村教师代言人，马云公益基金会也是围绕乡村教师系列投入。
多元化慈善公益方向有待探索
还有一些企业已跳脱出日常思维，将视野拓展至更深远的方向，并与自身资源进行了较好的结合。我们也发现一些有意思的慈善开支案例，如碳中和、女性就业救助、商业文化遗产保护、免费出行、雪豹救助、公益平台服务等（表12）。
3.12?互联网+效应突出，慈善联盟、合作态势突出
商业的世界，核心词是竞争，而在慈善的世界里，核心词是合作。互联网+的连接能力，将更多普通人连入了公益世界，也将众多商界明星串联在一起。
不少互联网企业发挥着平台募捐的作用，基金会也承担一定的配捐、出资和引导作用。例如腾讯公益基金会2021年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的开支达到6.89亿元，开展了“520一块做好事”“99公益日”等互联网+公益项目。
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慈善组织通过20家互联网募捐平台共筹集善款逾82亿元，同比增长52%，超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了网络捐赠。
一些企业家还担任着外部基金会理事，如获得公开募资资格的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会中企业家明星璀璨，包括马化腾、曹国伟、江南春、李彦宏虞锋等。2021年，爱佑基金会通过支付宝、微信财付通平台向其客户公开募集的金额达到了6282万元、2047万元。此外，顺丰公益基金会向其捐赠1900万元，腾讯公益基金会捐赠1577万元。
马化腾还担任了壹基金副理事长，后者理事名单中包括王石、柳青、牛根生、冯仑等知名企业家。
3.13?投资为最薄弱环节，收益率有待提高
2016年正式实施的《慈善法》中明确提到，慈善组织的财产和收入受到法律保护，慈善组织为实现财产保值增值可在合法、安全、有效的范围内进行投资。2019年1月1日，《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进一步规范了慈善组织的投资活动，允许慈善组织将财产委托给基金公司等专业投资机构进行投资。
但从实践来看，中国大部分家族基金会重点还在如何筹资和挖掘捐赠项目上，尚未形成相应的投资能力，在公益基金会“募投捐退”四大环节中，“投”是一个薄弱项。这或许和目前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配置力量薄弱有一定关系。
一是全职人员相对较少。近半基金会只拥有5个以内的全职工作人员。如字节跳动基金会12个工作人员，仅1位为全职（图13）。
二是工作人员待遇与金融、投资圈子相对差距较大。少数基金会披露了工作人员待遇，相对较高的三一基金会，负责人工资70万元，部门负责人26万元，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9万元。百度、爱尔、阿里巴巴、顺丰、和的基金会工作人员平均工资均在20万元以内。相对较高的泰康溢彩基金会，平均工资为28万元。但这相对专业投资圈或仍有较大差距（表13）。
在这一人员配置现实中，基金会本身所应当发挥的“管资金”的作用，基本没有体现在投资环节。
曾任腾讯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的窦瑞刚曾提到：“现代基金会兴起于20世纪的美国，美国基金会的基础是fund（基金），基金会的工作重点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基金的保值增值，二是资助公益慈善项目。在我国，传统基金会往往没有fund（基金），不做保值增值，而是靠持续的募资来运作，这样基金会就很难发展成为社会创新的助推器。基金会如何能够逐渐形成长期的fund，并用保值增值的收益去资助公益项目，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他的认知是一回事，而年报显示，腾讯公益基金会在2021年主要的理财产品为结构性存款、7天通知存款，如其在交通银行(601328)购买的5个月期限的结构性存款，本金16.8亿元，当年投资收益931万元；另一笔本金12.35亿元，当年投资收益为3594万元，综合下来相当于年化收益率仅为1.6%。考虑到腾讯在CVC投资上的长袖善舞，基金会这样的收益率似乎有点不太协调。
这样的收益率困境并不鲜见。百度公益基金会购买了一笔3000万元银行理财产品，当年投资收益为83万元，相当于收益率为2.8%；沙钢的一笔5790万元的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为42万元，收益率仅有1%。考虑到它们账面上还有流动存款等，整体净资产收益率应该更低。
基金会中心网发布的2015年慈善基金投资理财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当时全行业1/3基金会参与投资理财，年化收益率为6%，2/3的基金会没有投资，闲置资金基本以活期存款形式躺在账上（利率为0.35%）。综合而言，整个行业收益率远低于当年2%的CPI。
这与国外有较大的差异。国外不少基金会委托专业公司理财，投资组合一般包括债券、股票、基金、地产等，用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覆盖基金会的日常开支。如1936年成立的福特基金会，1950年与福特汽车分开，在一个独立理事会的管理下运作，从此再没有接受任何捐助，基金会的全部开支依赖于原有基金在股票、国债、房地产等各方面的投资所得。而新生代势力的Google、eBay等企业基金会甚至会从事更为进取的PE投资。
我们也较为欣喜地看到，有些基金会已开始探索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如河仁慈善基金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也是主要利用股票分红所得维持慈善开支，而一旦遇上2020、2021年这样的开支大年，其只能变卖所持的福耀股份。由于基金会所持股权以权益法入账，一旦减持，形成巨额投资收益，在开支大涨的同时，其净资产反而会有所提高。
如何提高现金资产的收益率？也有基金会开始探索银行理财之外的更多投资途径，在这一点上，马云公益基金会视野较为开阔。2021年，其通过兴业证券(601377)资管委托了一笔本金3.05亿元的产品，并实现了高达1.085亿元的投资收益，与当年获得的捐赠收入基本持平，该笔投资收益率高达36%；此外，其还认购了兴全社会责任2号等资管产品，在一众购买银行保本理财、结构性存款的基金会中颇为另类（表14）。
由陈翀主要打理的国强基金会，则是极少数在基金会下持有多家公司股权的案例。
2020工作报告显示，国强基金会持有多家公司股权，如100%持有广州惠众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3亿元），仅这一项资产在基金会总资产中占比达17%，此外还控制碧乡农业、国华文旅等多家社会企业，涉足石材、建设、商贸、文化传播、旅行社及农业发展业务。
2021年末，国强基金会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值达5亿元，在基金会18亿资产中占比28%。
未来，我们期待民企基金会在“投”这方面有更多作为，一旦投资环节能实现有效长期增值保值，更多企业家会考虑设置专门的家族基金会，将家族财富传承与慈善公益更好地结合推行下去，金融机构或许也可以和兴业证券资管部门取经学习，如何拿下类似马云基金会这样的大单。
04
金融机构利用慈善信托工具，赋能企业家反哺社会
4.1?慈善信托即将突破“千单”，现实中的高成长与难处
当个人财富上升到一定层面，最终归宿不外乎消费、传承、慈善、纳税。在协助高净值人群分配及传承财富时，大量的财富服务机构，包括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以及律所、会计事务所、咨询公司等第三方中介机构，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公益基金会是顶级富人的最佳选择，那么，慈善信托则更易于成为高净值人群的选择。2022年4月，监管部门发布征求意见稿，将信托业务重新分类成资产管理信托、资产服务信托、公益/慈善信托三大类。
慈善信托具有多重独特优势：一是实现慈善财产风险隔离，确保慈善财产安全；二是创新慈善财产来源渠道，更好地撬动社会资本以资金、股权等多种形式参与慈善事业；三是能够提供慈善财产专业化管理与服务，实现保值增值与合规透明运作；四是赋予委托人更多参与权和决策权，更好监督慈善财产的管理使用。业内人士预计，慈善信托将进入快车道。
从慈善中国的数据统计来看，截至2022年10月23日，全国累计慈善信托备案接近“1000单”大关，达到995单，财产规模达44.2亿元。
4.2?北京、深圳等地成为慈善信托热土，备案规模过亿
在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慈善信托已先行一步，进入快车道。
据北京市民政局发布的《慈善信托白皮书》，截至2021年底，该局备案的慈善信托财产总规模为3.77亿元，同比2020年增长148.84%，占全国慈善信托财产总规模39亿元的9.66%。
而深圳民政局网站同样显示，截至2022年5月，当地共备案慈善信托23只，规模1.9亿元，其中备案期限设置为10年期及以上的慈善信托占比高达7成，永久存续期限的占比达到了1/3。这也显示出，慈善信托有助于相关捐赠方达成长期稳定可持续的慈善公益行为（图14）。
这些慈善信托大多由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发起设立，如深圳23家慈善信托中，12只产品名字中涉及平安，7只涉及华润信托，2只涉及壹基金；主题则涵盖碳中和、乡村振兴、教育发展、沙漠环境、文化保育等；从资金来源看，既有个人出资，体现在客户名字即显示在产品名字中，也有企业出资，如万科、大名城(600094)等。
4.3?各大私人银行的慈善信托实践，创新迭出
“慈善+金融”也存在无数创新可能。从各大私人银行的实例来看，部分慈善信托设立成资管产品的形式，由私行发动高净值客户进行认购，产品投资收益则捐赠给外部基金会的专项项目，而有的慈善信托则是私行协助高净值个人成立专项慈善信托，有的将慈善信托与家族信托进行嵌套（表15）。
不过，问题依然存在。对于私行来说，参与创办慈善信托，现阶段依然是高人力成本投入、低收益的商业模式；此外，人们捐赠资产给慈善信托时，还面临着自证资金来源合法、税收等多重障碍。这些需要在法律、制度、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建设上呼唤破壁。
尽管如此，平安银行私人银行等机构依然踊跃参与其中，并主要为客户提供三大方面的慈善服务：将慈善置入家族整体规划；为家族慈善事业充当顾问；创造家族捐赠的平台载体等。
这一方面是私人银行希望彰显金融向善，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也希望借此进一步巩固与高净值人群的信任度。例如，根据私人银行高层在国外的调研，有能力为富人创建慈善信托的私人银行，都管理着其大部分财富，有机会成为富人财富传承的主办私人银行，促进私人银行业务发展。我们可以从美国富达慈善基金会的例子中找到相应的参考意义。
4.4?美国富达慈善基金会DAF模式对我国金融机构慈善公益服务的启示
美国富达投资集团是全球第四大共同基金公司，为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提供投资管理、退休计划、经纪业务、财务规划和财富管理服务。
富达投资集团旗下的富达慈善基金成立于1991年，是美国最早的金融背景商业型捐赠人建议基金（Donor-advised Fund，简称DAF），并拥有免税资格。在其发展历史中，简单来说，DAF基金运作分为三个步骤：“Give”-客户将资产捐赠至自己的DAF账户（资产可以是现金、股票、基金、股权、地产、人寿保险单等），并一旦捐赠不可撤回，并即刻享受税收优惠；“Grow”-捐赠资产在未支出至慈善机构之前可进行投资以实现增值保值（例如可以认购富达ETF基金进行投资增值，从而实现协同）；Grant-将DAF账户资产捐赠至合格慈善机构。
迄今，富达慈善机构已帮助20多万个个人客户，向27.8万个慈善机构提供350亿美元捐款。
需要指出的是，富达慈善基金的发展是以富达投资集团的客户资源为依托。目前在中国，私人银行、保险公司、专业的财富管理公司等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掌握大量高净值客户，它们如何有效满足客户的慈善公益需求，富达的做法值得借鉴。
一是充分利用集团的高净值客群优势。例如，对于平安银行私行来说，其背靠的平安集团拥有1.7亿中产及以上客群，其中高净值客户、富裕客户分别达到22万、8747万名，其慈善服务业务如何快速有效触达集团内高净值客群，值得探索。
二是在服务内容上，国内金融机构可在增值服务与慈善服务两方面共同发力。从前述顶级民企基金会的投资收益率来看，只有极少数如马云基金会采取了相对较为激进的投资增值策略，而如腾讯基金会等却仅购买结构性存款等，投资收益率十分低，金融机构如何在这个环节发力，在“募”与“捐”的空窗期做好资金管理服务工作，值得期待。
三是在后续项目的落地效果追踪上，利用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优势，进一步增强慈善公益项目的效果展示、资金运用的审计工作等，金融机构可向客户提供更多、更透明的信息，从而形成正反馈。
05
私人银行范例：公益慈善奋楫者
2016年，平安银行深化零售改革，并建立了全新的私行与财富客户事业部，此后，其私行客户及资产规模快速发展，成为招商银行之后首家私行客户AUM突破1万亿元的股份制银行，居于中国私人银行业第一梯队。2022年3季报显示，其私行达标客户达到7.81万户，私行客户AUM达到1.58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表16）。
在此过程中，平安银行私人银行的慈善公益业务也已迭代至3.0时代。秉承中国平安(601318)“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打造有温度的金融，其在业内率先推出一站式慈善规划服务，包括平安公益平台线上捐赠、慈善规划咨询、协助设立慈善信托、公益活动个性化服务内容，旨在用专业的“金融+公益”模式，服务客户的公益需求，截至2022年底慈善资金管理规模过亿元，慈善信托规模行业领先，近4万人参与捐赠，受益人群超20万人次（表17）。
2022年，客户杨迪在平安私人银行的协助下，送给了自己一份特殊的礼物——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平安益杨迪慈善信托”，这份慈善信托将在扶贫济困、灾害救助、教育支持等领域发挥作用。杨迪希望通过传承慈善精神，让慈善之心在家族内代代相传。在体验了平安乐善慈善规划服务全流程后，杨迪也将这项服务推荐给了她的朋友。“从沟通需求、定制慈善活动、确定方案、设立主体到项目执行，每一个环节都充分考虑了我的需求”，杨迪表示，平安私人银行慈善服务团队所表现出的专业能力与贴心服务，让她愿意推荐这项服务。
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化妆品行业的刘昌琴女士，一直热心公益，并曾参加过许多品牌方组织的各种形式的公益活动，但领域跨度均较大。慢慢的，她对做公益也有了更深入的想法，“想更聚焦公益活动所覆盖的群体。”在了解刘女士的想法后，平安私人银行通过平安乐善慈善规划服务，为她规划公益方向、设计公益项目，并协助设立了慈善信托。该笔慈善信托引入成都市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作为项目管理方，根据规划，慈善资金将用于关注特殊人群美妆护理，如关爱环卫工人；注重美妆业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如为社区就业困难女性提供专业化妆师培训，以及支持美妆产品研发及环境保护等。
综合而言，平安私人银行慈善规划服务业务的特点是全面、专业、定制化、线上化及完备的风控监督。随着越来越多的高净值客户投身慈善公益事业，平安私人银行也有望通过这一服务，充分助力金融向善。（CIS）
